如果哈耶克在世, 会赞同对Facebook的反垄断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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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和熊彼特会赞同当前全球“反垄断”吗?
文｜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反垄断监管在经历了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升温，欧洲美国率先针对大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与罚款，虽耗时耗力，但这类企业基本上毫发无损。中国后来居上，相关企业的市值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跌，这自然引来一些学者和投资者的议论。
经济学家习惯于引用哈耶克（或其师米塞斯）主张的自由竞争，反对管制，以及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创造性破坏”（与现在流行的“颠覆式创新”类似）有利增长等观点来表达对反垄断监管的不满；索罗斯等投资家，一如既往地信奉其师波普的自由主义哲学，严厉抨击反垄断监管，视之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哈耶克、熊彼特与波普同为奥地利人，都经历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的剧烈变化，亲眼见证战争爆发、社会失序与极权主义的崛起，也都经历了远离故土的流亡生涯。自然而然地，他们都以手中之笔强烈主张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以免社会与经济重蹈覆辙。
1 哈耶克为什么不相信垄断会存在？
哈耶克经济学就是斯密描绘的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的升级版本。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单一企业都无法掌握分散在整个经济内“看不见的知识和信息”，因此，“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价格机制成为汇总“知识和信息”的最佳工具，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用经济学术语描述就是，公共价格是私人信息的充分统计量，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中央计划和管制经济只会造成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在哈耶克看来，企业之间的完全竞争将阻止垄断的产生，经济利润会因为新企业的进入而快速消失。经济中唯一具有垄断权力的就是政府，例如央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与不当使用就会导致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循环。
即使政府想通过产业政策来施展看得见的“援助之手”，也可能在激励扭曲下变成“掠夺之手”。最终，善良美好的意愿，铺出的却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本人，主张“市场万能、监管无益”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粉丝们并没有想过，如果完全竞争下，价格可以汇总全部的私人信息，那谁还会愿意花费成本去收集信息呢？企业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信息优势带来的垄断利润，他们还会竭力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延长垄断利润的有效时间。而这样的企业恰恰是巴菲特梦寐以求的，他们拥有很宽的护城河。
企业追求长久利润的动机与完全竞争下的利润快速降为零是矛盾的，问题自然出在完全竞争原本就是一种极度理想化、现实中极难出现的经济状态。完全竞争产生“帕累托最优”的前提条件包括完全信息，产品无差异，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存在技术和效率的差别，为了保证企业自由进出，经济运行中不能存在任何摩擦、外部性以及规模效应。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只把农产品市场作为完全竞争的例子。然而聪明如哈耶克，却认为完全竞争需要的前提条件在现实中是基本满足的，政府为市场失灵进行的补救是无益的。
有意思的是，写出《动物庄园》与《1984》，同哈耶克一样反对极权主义的奥威尔，在评价《通往奴役之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竞争的麻烦在于有人会成为赢家，尽管哈耶克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将产生垄断，但现实里的确如此。面对萧条和失业，大部分人宁愿让政府来管理。”
2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忽视了什么？
与哈耶克信奉斯密不同的是，熊彼特的主要学术思想来自于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常见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上，熊彼特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是企业家不断追求利润的结果，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破坏”这两个流行至今的概念原本都带有贬义，只不过后来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把这两个词重新包装成正面。
在这一新的诠释下，“创造性破坏”被视为市场经济的优点，企业家在产品、技术、管理或销售上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原因在于创新在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有的、落后的秩序和结构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的、先进的秩序和结构。至于近些年流行的“颠覆式创新”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描述新产品代替旧产品的过程，它并不试图去解释经济周期，因此可被视为“创造性破坏”的一个子集。
值得强调的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为追求垄断利润而进行创新是值得鼓励的，但他和哈耶克一样，认为这种垄断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因为竞争对手将通过创新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原有的产品。
他们的人生信念都对垄断权力的长久维持深表厌恶，但这却显示出他们对企业家的理解远不如巴菲特深刻。聪明如熊彼特，居然没有考虑企业家也可以通过“创新”的形式来构筑一条宽阔的护城河，来阻止对手进入到城堡内与之竞争，从而将原本只是“暂时”的垄断利润尽可能长久地维持。
传统上“暂时”阻止对手进入的方法有专利保护、低价倾销、寻租游说，而效果更好更长的“创新”方式包括烧钱补贴、降维打击（高端产品卖价低于低端产品）、并购对手、排他协议等。而论创造性，排在第一位的则是以免费服务换取用户的隐私数据，再利用算法挖掘出用户的需求偏好，通过广告从生产商间接获利，或者升级生产与供应效率直接获利。数据掌握越多，垄断优势越大。
不要说这些“创新”超出熊彼特的预期，哈耶克更是无法想象那些他认为“看不见的信息”，不仅被善用算法的企业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变成了巨额利润的来源。更可悲的是，算法操纵下，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变得更加极端化，数据与算法变成了将人奴役的工具。
顺便一提的是，将“创造性破坏带来经济增长”这一思想数学模型化的Philippe Aghion等学者在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美国经济低增长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部分行业（集中在酒店和餐饮，而非制造业）被破坏而消失掉。他们的结论是“创造性破坏”使得美国经济在1983-2015年平均每年减少了0.5个百分点。如果这个结论经得起检验，那么Aghion等人不仅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研究，还否定了自由市场派对熊彼特思想的重新包装。
3 垄断经济的重新崛起
哈耶克和熊彼特比较幸运，在他们最负盛名的年代，恰好是全球反托拉斯运动盛行，企业垄断利润下降，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年代。下图是以美国企业定价平均加成（单位销售价格除以直接生产成本）来衡量的“市场权力/垄断”程度。显然，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1974年前后，美国企业的确经历了一个垄断程度不断下降的过程。
然而，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影响下，里根和撒切尔政府自1980年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全球进入到市场化、私有化进程，反垄断逐渐退位。相应的，全球企业的平均加成显著增加。根据比利时经济学家Jan De Loecker和Jan Eeckhout对全球134个国家近7万企业（绝大部分为上市企业）的定价加成研究，发现平均加成从1980年的1.17上升到2016年的1.61。
与上图美国企业的加成变化类似的是，全球企业平均加成在21世纪的前十年保持不变或轻微下降（这很可能与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有关），但在2010年之后却呈现加速上升之势。
以企业2016年相对于1980年的加成增加值来看，欧洲、北美洲与大洋洲高于全球平均，其后依次是南美洲、亚洲与非洲。以2016年的企业平均加成值来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丹麦（2.84）、瑞士（2.72）、意大利（2.54）、比利时（2.06）与美国（1.84）。这样的发现完全超出预期。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垄断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而这与美国放松了监管有关。欧洲由于在反垄断上相对强势，使得企业发展落后于美国，全球前十大的公司里没有欧洲企业。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反垄断力度的差异导致欧洲企业在创新上明显不如美国，但如果欧洲企业更加垄断，那么创新更少就不足为奇。
若以利润率（销售价格高出直接生产与营销和管理成本的百分比）来衡量“市场权力/垄断”程度，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1980年的1%持续上升到2000年中期的7%，之后围绕在6-8%之间波动（欧洲与之类似）。这样的数字似乎平淡无奇，但仔细考察会发现1980年至今，利润占工资支出（或销售额）的平均比重已经分别从低点的5%（或1%）上升到了高点的43%（或30%）。对于Google或者Facebook这样的企业来说，2019年这一比重为300%。
4 意外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欧洲企业在垄断力量上独领风骚超出预期，那么让人意外的发现才刚刚开始。
首先，垄断企业并非仅出现在大家熟悉的科技平台型企业，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衣食住行领域，许多品牌貌似激烈竞争，但实则分属少数几家大企业，定价权高度集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拥有分布在150个国家的650个啤酒品牌。
大多数人的确能感知到消费领域的价格上涨，却往往对科技平台型企业的垄断定性表示怀疑。似乎这些企业通过免费、低价、打折以及便利的物流给大家带来的是竞争下的福利，而非垄断产生的恶果。
这样的想法显然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在另外一面，除了个人隐私数据产生的利润之外，是生产商的定价被压低，而每个人作为消费者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为某家生产商服务的劳动者。即使回到硬币原来的这一面，企业价格加成的不断上升，意味着我们享受的“低价”，仍然过高。
其次，尽管全球各国企业的市场垄断权力在过去40年上升，但处在中位数以下的企业的定价能力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价格加成的上升主要来自于处于前1/4分位的大企业。尤其是那些处在前10%的“超级明星”，他们的价格加成从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16年的2.5。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市场占有率也从低加成的企业逐渐转移到了高加成的企业。在分析具体原因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放松监管，任由市场决定企业竞争实力，那么只有少数明星企业成为大赢家，大多数企业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那些信奉哈耶克思想的人，恐怕都没有想到市场的力量是如此残酷。良好设计的反垄断措施限制的少数企业的权力，帮助大多数企业成长。
研究美国企业垄断现象的Thomas Philippon发现，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现象明显，也就是各行业排在头部的企业被竞争对手替换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但此后至今，这种可能性不断下降。相信垄断利润只是“暂时”的熊彼特，应该并不希望看到企业的排名如此僵化。
第三，尽管大部分国家的加成变化符合全球整体趋势，但中国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企业平均加成从1980年的1.89开始，经历了一个W的走势，来到2016年的1.49（中国香港是另外一个例外），这自然与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崛起，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变化有关。中国企业颗粒度更高的数据值得深入挖掘。
更多的意外出现在企业价格加成变化之外。企业追求利润和垄断如果带来“水涨船高”的结果，那自然是“喜大普奔”。然而事与愿违，1980年开始，企业定价权和利润率的上升，代价却要由劳动和（生产性）资本来承担。
下图显示，美国从1950年到1980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保持高度一致（这意味着劳动在市场竞争下获得了公平分配），但从1980年开始却形成了明显的K型分化：尽管劳动生产率依然保持了与GDP的同速增长，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却从稳定的65%不断下降到2017年的59%。
换句话说，传统经济学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描述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在2/3，非常符合1980年之前的经验数据，但1980年之后，理论与现实背离。
同样背离的还有用于机器、厂房的（生产性）资本，在1980年之前，其占GDP比重稳定在32%，这与Cobb-Douglas函数中资本占比1/3高度接近，而利润作为非生产资本，占GDP比重的理论值为0，实际值为3%。但到了2017年，（生产性）资本占比29%，利润占比12%。
1980年后，企业垄断与定价权上升后的代价就是利润所有者，也就是企业的股东成为唯一的赢家，劳动与（生产性）资本都被甩在了后面。前面提到的数字来自美国，但IMF对全球74个国家的研究揭示上述结论在其他垄断经济强的国家普遍存在（IMF还发现垄断经济越强的国家，投资与创新都越弱）。
劳动收入的下降、贫富差距的扩大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已经广为人知。过去，美国学者将之归咎于中国加入WTO后，美国进口替代引起的“中国冲击波”。笔者在《“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长文中指出这种观点的缺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垄断经济的崛起以及美国税制的厚“资本”而薄“劳动”。
5 结语
时代已经改变，但可惜的是，今天的绝大部分经济学课堂仍然在向学生们重复哈耶克和熊彼特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由熊彼特的学生萨缪尔森完成）：企业的利润等于零，劳动和资本获得的分配是公平的，因为与他们各自的生产率相等。
笔者常常感叹，经济学教科书与社会的脱节，会让课堂表现优秀的学生难以适应今天的社会。
笔者相信，一生反对权力集中与社会不平等的两位经济学大师会赞同当前全球的“反垄断”，前提当然是采取好的方法。
此文深受Eeckhout的新书《利润悖论：繁荣的企业如何威胁未来的工作》与Philippon的著作《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的启发。笔者建议哈耶克与熊彼特的粉丝们，与其推崇那些停留在旧时代的诠释者，不如直接向新一代学界翘楚学习。
*文章转自“FT中文网”，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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